这位深耕微观史数十年的学者，以《街头文化》《茶馆》等作品将普通人的生活写进历史，如今依旧保持着敏锐与热忱。过去一年，他一边调整生活节奏，一边直面AI崛起、年轻人生活状态等当代议题，在剧烈变革的浪潮中，始终坚守着人文学者的清醒与温度。
作者 | 段志飞
编辑 | 尤蕾
题图 | 受访者供图
在3月的一次采访中，年近70岁的王笛，和记者聊起自己最近重新拾起的游泳运动。从曾经的规律锻炼，到近几年的散步，再到如今主动回归泳池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对自己来说，健康的身体，是持续思考、写作与观察时代的根基。
这位深耕微观史数十年的学者，以《街头文化》《茶馆》等作品将普通人的生活写进历史，如今依旧保持着敏锐与热忱。过去一年，他一边调整生活节奏，一边直面AI崛起、年轻人生活状态等当代议题，在剧烈变革的浪潮中，始终坚守着人文学者的清醒与温度。
凭借《中国记事（1912—1928）》（全2卷），王笛荣获2025年度刀锋图书奖“年度致敬”。这部书既以外部视角回望百年前的中国，也用细节还原真实，让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日常与个体重新浮现。
城市镜像与历史底色
成都与澳门，两座风格迥异的中国城市，共同塑造了王笛的观察视角。他生于成都，在这座内陆城市度过青春岁月，离开这里二十余年后在澳门落脚。从王笛的体感来说，这两座城市都有悠闲的生活节奏，却在历史变迁中走上不同轨迹。成都这座城市曾历经战争，传统风貌与文献资料多有损毁；澳门则数百年来极少遭战火侵袭，城区、档案与历史遗迹均保存完整，堪称中西文化交汇的时空胶囊。
在王笛眼中，成都是理解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绝佳样本，保留着最本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；澳门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，见证了传教、贸易、革命等诸多历史事件的起点，第一台中文印刷机、孙中山的行医足迹，都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。
成都保留着最本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。（图/unsplash）
用微观史视角审视澳门，王笛看到了更值得深挖的社会肌理。这座仅六七十万人口的城市，拥有上万个社会组织，街坊协会、慈善团体等构成了发达的公共领域，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纽带。
王笛也澄清，这种公共领域的形成，并非如大家惯性思维中以为的是移植了西方经验。“中国自古便有‘公’的传统，社仓、书院等民间组织长期与官方合作，为现代公共领域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。”王笛说，澳门的稳定与完整，让这些民间生态得以完好留存，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富矿。“不仅本地档案翔实，葡萄牙、英国等地亦留存了大量相关资料，无论是城市史、东西交流史还是全球史，澳门都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节点，等待着学者持续挖掘。”
近年来，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，却仍容易被宫廷权谋的故事吸引，难以共情普通人的挣扎与智慧。在王笛看来，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、成王败寇，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时代里的真实选择，理解这一点，远比记住朝代与年号更为重要。
澳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。（图/unsplash）
他的新作《中国记事（1912—1928）》（全2卷），正是这一历史观的集中体现。书中借助那个年代真正在中国工作、生活过的外交官、记者、作家等西方观察者的记录，以外部视角审视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间的中国。在王笛看来，这些记录或许带有偏见，却常常能让人看见身处其中者难以察觉的真相。
对于这些记录，王笛通过书写，肯定了其作为历史细节的价值。彼时，当众人对新生的民国政府充满乐观时，有外国的亲历者看到了“千年专制不可能因一场革命彻底改变”；当众人把目光都聚焦于各类条约、五四运动等宏大历史事件时，这些记录却捕捉到妇女处境、农民生活、土匪与鸦片等社会细节。
王笛在书中既不回避大历史的脉络，也着力书写有血有肉的个体，让宏观叙事扎根于微观真实，不仅填补了大历史无法触及的空白，也让百年前的中国变得可感、可知。
教育的“锋芒”，
在AI时代尤为关键
在澳门大学的校园里，王笛每年都会遇见新一届的学生，却多年未曾遇到真正让他眼前一亮的年轻人。他发现，其实并非当代年轻人个体资质不足，而是长期以考试为核心的教育模式，在潜移默化中磨平了年轻人的棱角。
在AI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，改变这种人才培养方式更显紧迫。王笛担忧，若依旧将人视作“标准件”，忽视其个性与兴趣，社会的原创力将难以支撑文明前行。他不反对奋斗，但反对以牺牲身体、个性与思考为代价的内卷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保持韧性并学会自我和解，拥有比成绩更重要的、在当代生活的能力。
（图/《请回答，1988》）
这份对个体的关注，早已融入王笛数十年的历史研究中。据他判断，自五四运动以来，民主与科学启蒙已持续百年，历史观启蒙却始终缺席。我们习惯了以王朝为脉络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事，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，在历史记载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。正是这种观念，让个体觉得自身无足轻重，也让历史失去了最鲜活的血肉。王笛始终呼吁，要打破僵化的帝王史观，把历史还给每一个平凡生命。
面对AI时代的到来，王笛保持开放与警惕并存的态度。他坦言自己并不排斥新技术，甚至在写作、研究乃至对自己的体检报告的解读中，他都主动使用了AI，并不否认其带来的效率提升。但作为长期长时间思考文明的历史学家，他深知这场变革的颠覆性，远超战争与政权更迭。
“AI不仅可能在智力上超越人类，更可能对人文学科构成深层威胁。”王笛认为，如今因为AI的滥用，已经捏造了大量的虚假内容，甚至有AI在资料搜索中直接编造档案，让历史学赖以立足的真实面临危机。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——当网络内容绝大多数由AI生成，档案可以伪造，历史可以虚构，人文学科的价值便会在根本上受到冲击。
（图/《玫瑰的故事》）
“不过，技术的演进，也是历史的必然。”在他看来，乐观是情绪，悲观则是责任，历史上有无数悲剧皆因过度乐观而起。“面对AI，人文学者更需要守住底线。AI可以成为工具，却不能取代人的思考与情感。”他要求学生必须核查AI引用的每一条资料，拒绝盲目信任AI生成的内容。历史学家追寻的真实细节，是有温度、有情感、扎根于人类经验的痕迹，而非算法拼凑的假象。
与众人对历史学家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，现在的王笛正处在学术生涯与写作的黄金时期。当记者问他“假如你是新的，你最希望表达什么”，他的回答是：“希望挣脱表达的束缚，更坦诚、更直接地说出所思所想，坚持为普通人的历史发声。”
在技术狂飙与时代巨变中，王笛守护着历史的温度，也守护着人文学科最珍贵的真实与良知。
排版：一飞
本文原载于《新周刊》总第705期
《脑替——AI时代的阅读障碍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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