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8年9月28日，慈禧下令用钝刀子处决谭嗣同，下午四时，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就围满了看热闹的爱国群众，他们向谭嗣同吐口水、扔菜叶，痛骂他是乱臣贼子。为此，谭嗣同临刑前悲怆的喊道：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！
爱国，是一种朴素的情感，但爱国更是一门技术活，在付诸行动时，倘若没那个技术，爱国就有可能变成害国。
比如公元前415年，雅典的民粹领袖亚西比德，煽动民众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远征，在爱国激情的驱动下，雅典人耗尽了国力，却最终败于斯巴达。这场缺乏充分准备和理性考量的远征，最终成了雅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
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，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了这一过程：雅典人集体的狂热压倒了理性的判断，盲目自负的爱国行动，反而加速了雅典的衰落。当爱国情感脱离了对力量限度的认知，对复杂利益的权衡，对不同元素的包容，以及对长远后果的敬畏，它就会异化成一种集体的致命自负。
历史上无数的案例都证明：纯粹的情感宣泄不是爱国，爱国作为人类最朴素的集体情感，一旦脱离了理性的锚点，便可能滑向害国的深渊。爱国，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而是一门需要智慧与克制的技术活。
爱国的第一层底色，是无可辩驳的朴素情感。这种情感，源于个体对故土和同胞的天然认同，是人类从部落文明走向现代国家的精神纽带。比如屈原 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赤诚，文天祥 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决绝，林则徐 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担当，都是这种朴素情感的极致表达。它们无需雕琢，无需灌输，如同草木眷恋土地，如同江河奔向海洋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自觉。但这种情感，只是爱国的起点，绝非终点。因为若将这种朴素的情感奉为圭臬，任由其野蛮生长，便极易滋生出狭隘的民族主义，以及盲目的排外行径，最终反而葬送国家的未来。正如大哲学家罗素所说：爱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，但它需要与智慧结合，否则就会变成盲目的排外。
历史的长河中，从不乏以爱国之名，行害国之实的沉痛教训。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，德国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感被扭曲成了种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工具，最终整个德国陷入了战争的深渊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，经济崩溃、民生凋敝，沦为了一片废墟。这场灾难的根源，正是爱国情感脱离了理性的轨道，从而轻易被野心家操纵。当爱国变成了盲从，当集体狂热取代了个体理性，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罪恶的推手。
那么，爱国这门技术活到底需要哪些技术？答案在于，理性的爱国行动，需要具备认知、判断、实践的三重能力。
在认知层面，要理解国家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。现代政治学指出，国家有三种必要因素：居民、领土和有效的政府。梁启超曾经痛批清末的民众：只知有朝廷，不知有国家。梁启超提醒我们，爱国还要眷恋故土，更要爱护自己的同胞。福利经济学的诺奖得主阿马蒂亚进一步指出，真正的爱国主义应当关注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实质权利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机会、透明性保障和福利保障这五个维度。真正的爱国不是无脑地赞美一切，而是对国家的不足敢于提出批评。对国家最深沉的爱，是希望它变得更好。
在判断层面，要区分爱国与害国的边界。比如19世纪末，清王朝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路径。谭嗣同代表的维新派，他们认为，仅凭排外情绪无法救国，必须进行系统性改革，所以他们推动制度变革、提倡科学教育、主张君主立宪。与此同时，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，他们无疑也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感，但他们没有切实的权利诉求和制度方案，只是要求诛杀“一龙二虎十三羊”祭旗，他们尊慈禧为圣母，拆铁路、毁电杆，拆毁同文馆，盲目排外、杀害同胞，看似热血沸腾，实则给北方各省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并导致了东南互保，让清王朝名存实亡。
两种路径的对比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封闭与保守不是爱国，排外更不是，若缺乏对复杂现实的理性认知和恰当的行动策略，爱国的盲目行为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。当世最著名的经济学家、国际贸易经济学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，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，在分工合作依存度如此之高的世界中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合作，明智的爱国主义应当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，重视契约承诺，尊重贸易规则。
在实践层面，爱国体现在多个方面：依法纳税、参与投票、遵守法律是最基本的爱国行动；恪守职业道德、追求卓越、推动行业进步是爱国的专业表达；关心弱势群体、参与社区建设、维护社会公正是爱国的社会维度。马丁路德金在《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》中写道：对国家的最大爱，是敢于指出它何时偏离了建国的承诺。
所以，爱国从来不是一种静态的情感，而是一种动态的实践；从来不是一种盲目的认同，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。
当爱国的号角再次吹响，我们该如何选择？是沉溺于情感的宣泄，还是投身于理性的实践？ 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值得每一个人深思。因为，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一门需要终身修习的技术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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